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阅读(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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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