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3•四川遂宁中学摸底)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和词体发展
陈丽丽
“知人论世”是中国传统文论史上最常见、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后，人们在观照文学时，往往把作品、社会、人作为密切相关的三个要素，这一模式遂成为中国古代诗文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就词学理论而言，宋人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现存最早的词话，其中收录林逋、范仲淹、欧阳修和苏轼4位词人的本事，尽管该词话并没有对词人、词作进行过多品评，但是在宋代大量词人中仅选取这4家，并以“时贤”来命名，足见杨氏对“人”的看重，由此也可以看出词学理论其实在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被打上了 “知人论世”的烙印。从词学发展历程来看，“知人论世”这一文学批评范畴一直贯穿在词体的演变中，并且与“词体诗化”以及“推崇词体”等理论思想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
当词仅只作为遣兴、娱乐工具的时候，它与人、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在词学发展早期以“知人论世”来论词，把词风与人格等同起来，显然是有很大局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知人论世”说是儒家文学观念的阐释与发扬，其中的“人”带有深刻的儒家烙印。与诗、文比较起来，词是极具特质的文学体裁，自晚唐五代词体确立以来便被视为艳科，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软艳丽的娱乐色彩。“诗言志”、“文以载道”是儒家的传统文学观，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知人论世”说在诗文批评中影响深远，然而在词学批评中，尤其在早期词作大多未脱当行本色的时候，“人”、“世”与“词”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错位与矛盾，不考虑词体的特性及词体的发展背景，仅以儒家的观点来衡量词人、词作，往往有失公正。
许多词论者在评论词的时候，往往坚定地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去“知人论世”，把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添加其中，把对词人思想态度及生活方式的褒贬投射到对词的评价中，导致对一些词人词作的分析常有失客观。由此可知，“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模式在词学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局限性与矛盾性，这种状况在词学批评的前期尤为突出。
当词向诗靠近，成为抒情言志工具的时候，“知人论世”对于解读分析具体的词作有一定积极意义。比如，北宋末期，有过南渡经历的词人，其作品内容风格在南渡前后往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人们在进行批评分析时，通常无法回避这段独特的社会背景及人生经历对作品的影响。众所周知，岳飞、张元干等人的词作大多充溢一种慷慨悲壮、抑塞不平之气，这与他们抗金将领的身份密不可分，因此在品评岳飞《满江红》、《小重山》等词作时，就不能抛开“靖康之耻”的时代背景和他们的家国之情、功名之心。
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这种模式已经更多地呈现出正面、积极的作用来。清代词学普遍提倡尊体理论，
